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，原設有三個客家館舍，台北市「家文化會館」成立於民國87年10月，「客家藝文活動中心」成立於87年2月，「北區客家文化會館」則成立於90年8月，而會本部則設在市府大樓內。
以行政的角度觀之，一個局(會)管理三個館舍與會本部，分別位於台北市的大安、北投及信義區三區，對於行政上的效率而言，往往因為公文往返耗費多時。再且，北區客家會館的館舍租金所費不眥，經營困難，遂於去年閉館，而將相關業務與藝文中心合併，今年再因為經營管理上的問題，將客家藝文中心的行政單位遷移，完全與會本部及其他館舍的人員集中至客家會館。基於上述原因，客家會館乃進行為期兩個月的裝修，以力辦公空間的調整與規劃。
會館本身本應具有社會教育與社會服務的功能，歷史上台灣許多早期的會館，也多具有這樣的意義存在，台北市客家會館的成立，除了展示空間與辦公區域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志工的組織設置與培育，讓志工參與會館展場的導覽及館舍的維持，並進行課程安排。
但新的客家會館，除了將原有的二、三樓展示空間完全改設成主管辦公室，各單位辦公空間及會議室之外，僅保留四樓的大視聽室及一樓的餐廳空間，原屬於會館該有的展示空間，及因為這樣的展示空間所該存在的會館功能，於此消失殆盡。若不是主管不懂客家事務，就是行政凌駕文化，完全以一個行政為核心考量的出發點在經營這個館舍，造成了會館在功能上面臨重大的轉型挑戰。
行政效率不彰的問題，不應該成為行政凌駕文化的說辭，電子化的公文系統，網路的視訊會議等都是現階段行政改革的重點，若不是此行政改革執行不彰，便是行政文化的惰性，及內部工作人員的行政習慣跟不上電子化時代的演進所導致。不應該將公文往返的效率問題，成為以行政凌駕文化的說辭，然後聚集了三個館舍與一個會本部的空間與人員配置，來扼殺會館的社會意義。
當客家會館成為了客家行政大樓，無疑的，他的功能跟台北市各區公所的功能一樣時，又豈有週一休館的必要？又豈有週六日開放參觀的需求，更豈有志工導覽的可能？如果都沒有，客家會館又豈是個會館，充其量只是個辦公大樓
會館本身本應具有社會教育與社會服務的功能，歷史上台灣許多早期的會館，也多具有這樣的意義存在，台北市客家會館的成立，除了展示空間與辦公區域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志工的組織設置與培育，讓志工參與會館展場的導覽及館舍的維持，並進行課程安排。
但新的客家會館，除了將原有的二、三樓展示空間完全改設成主管辦公室，各單位辦公空間及會議室之外，僅保留四樓的大視聽室及一樓的餐廳空間，原屬於會館該有的展示空間，及因為這樣的展示空間所該存在的會館功能，於此消失殆盡。若不是主管不懂客家事務，就是行政凌駕文化，完全以一個行政為核心考量的出發點在經營這個館舍，造成了會館在功能上面臨重大的轉型挑戰。
行政效率不彰的問題，不應該成為行政凌駕文化的說辭，電子化的公文系統，網路的視訊會議等都是現階段行政改革的重點，若不是此行政改革執行不彰，便是行政文化的惰性，及內部工作人員的行政習慣跟不上電子化時代的演進所導致。不應該將公文往返的效率問題，成為以行政凌駕文化的說辭，然後聚集了三個館舍與一個會本部的空間與人員配置，來扼殺會館的社會意義。
當客家會館成為了客家行政大樓，無疑的，他的功能跟台北市各區公所的功能一樣時，又豈有週一休館的必要？又豈有週六日開放參觀的需求，更豈有志工導覽的可能？如果都沒有，客家會館又豈是個會館，充其量只是個辦公大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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